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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以新文科建设为背景，考察2021—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年度项目的选题特点。研究发现，项目总量逐年增长，在政策与技术的双重驱动下，议题聚焦于智能传播、媒体融合、国际传播等前沿领域，体现了学科积极回应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的研究趋势。然而，一些选题研究亦存在热点追逐下的创新不足、理论建构薄弱及国际视野局限等问题。未来，新闻传播学研究需在国家战略引领、技术融合驱动与实践问题导向的驱动下，推动范式转型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并强化学科价值。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正经历着深刻转型。2018年，我国首次提出新文科建设，旨在推动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重构与创新。新文科所强调的价值引领、学科融合、技术赋能等导向，为人文社科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特别是对于与社会变迁深度相关的新闻传播学来说。国家社科基金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支撑，其中新闻传播学类年度项目的选题兼具学术风向标的指引作用，是学科响应国家战略、关切现实议题的集中体现。本文以新文科建设为宏观背景，系统考察2021年至2025年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年度项目的选题特点。通过分析立项数据、高频主题与演进脉络，揭示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如何在新文科理念的影响下进行议题的拓展与方法的创新，同时反思当前研究中存在的同质化、理论薄弱与国际对话不足等问题。最终，结合国家战略、技术发展与学科实践，对未来选题趋势进行展望。

　　2018年8月，党中央首次提出要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教育服务能力和贡献水平，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2019年教育部等13部门联合启动计划，将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作为核心任务之一，发出建设“动员令”[1]。2020年11月，全国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明确了建设共识、原则与任务[2]。2021年4月习在考察清华大学时强调，要打破学科壁垒，推进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3]。随后，教育部推动新文科建设系列“大讲堂”，各高校及地方推进行动方案、建立联盟、设立教改项目，专业调整优化加速。2025年1月，作为国家行动计划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深化“四新”建设，为新文科建设指明发展方向[4]。

　　在此背景下，新闻传播学作为深度嵌入社会变迁与技术革新的应用型学科，理论范式与研究路径在新文科视域下得以重构。国家社科基金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风向标，其新闻传播类项目选题特点直接映射着学科发展的时代关切与学术走向。因此，新文科建设对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影响深远，研究学者积极回应了新文科建设带来的改变。

　　新文科建设推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从传统的内容、效果研究转向基础设施、算法架构、数据等媒介的物质性研究。学者提出“媒介化治理”“平台化社会”等新概念，将传播视为塑造社会结构的过程，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运作与意义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点。在倡导“人文为体、科技为用”的认识论立场中，新闻传播研究既要保持批判的传统，揭示数字劳动、算法偏见等议题，又要从宏观角度出发，通过大规模数据研究揭示信息传播规律。

　　新文科建设倡导研究学者建构一种融合量化分析、质化研究、实验设计与田野调查的综合性方法体系。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指南中鼓励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传统文科与数字技术融合研究，这是政策层面上对方法论创新趋势的明确倡导与确认。在此背景下，研究学者应当系统掌握“问题提出—数据采集—模型构建—理论阐释”的完整研究链条。与此同时，学术研究必须警惕技术决定论的潜在风险，始终坚守技术批判的人文立场。新闻传播学科尤其需要直面由技术应用引发的伦理挑战，包括算法偏见、“信息茧房”、数字鸿沟等现实问题。研究应在技术赋能与合理规制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最终确保技术发展真正服务于人的需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人的全面发展。

　　新文科的提出并非简单的学科标签更新，而是人文社会科学在数字文明时代的一次自我革命。其理论框架以价值重塑为引领、以学科交叉为路径、以技术融合为动力、以实践创新为方向。对新闻传播学而言，新文科建设既是一场挑战，要求学者突破舒适区，掌握新技术、新理论，更是一次机遇，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回应国家战略需求开辟了广阔空间。国家社科基金作为学术的指挥棒，其选题趋势必然深刻嵌入新文科的理论逻辑。

　　近五年新闻传播学类项目数量增长明显，对近五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的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结果中新闻传播学类一般项目立项名单进行整理，通过excel对名单进行清洗，并借助AI工具检索出立项名单中的高频词。总结发现，高频研究热点有媒体融合与治理、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网络与社交媒体、国际传播与跨文化、风险与安全、乡村与基层治理、文化认同与建构、舆论与舆情等。

　　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类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近五年数量统计发现，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类项目五年间总增长率达到28.4%，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在国家社科基金中的重要性持续提升。重点项目数量基本保持稳定且略有增长，反映出国家对新闻传播学领域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的持续重视。一般项目在2024年出现明显下降后，2025年有所回升，整体呈现波动状态。青年项目数量增长最为显著，五年间增长173.3%，体现出国家对青年学者的重点扶持以及新闻传播学领域青年研究力量的不断壮大。西部项目总体呈增长趋势，2024年后趋于稳定，反映了国家对西部地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大力支持。整体来看，新闻传播学类项目总数持续增长，学科地位不断提升；青年项目比重大幅增加，研究队伍年轻化；重点项目保持稳定，保证了研究质量；西部项目稳步增长，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国家社科基金中新闻传播类年度项目的选题以中央重要工作文件为指引，根据国家实际发展需要进行相关研究。《“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提到要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构建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推进媒体智能化发展。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关于加强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推动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地方性文件跟随党中央的步伐，基于自身发展现状进行精细化表述。《楚雄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影视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紧扣州委州政府对楚雄市发展的定位和要求，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IPv6、人工智能等综合数字信息技术为支撑提升智慧内容制播能力，提高宣传质量，确保履行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

　　近年来，生成式AI研究成为热点，数智赋能研究兴起，技术变革影响深刻，智能化媒体的研究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2023年人工智能研究爆发，文明互鉴和共同体意识研究增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24年8月29日发布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8.0%。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使更多人共享数字时代的便捷与红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新闻行业的变革，短视频、直播、电商得到进一步发展，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更具深度和广度的影响。

　　与此同时，新闻传播学者对于智能技术、算法伦理、信息安全、平台治理等方面持续重视。在2021—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类一般项目选题中，“风险与安全”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热词，相关词汇出现总频次高达155次。2021年后媒体深度融合研究兴起，县级融媒体建设成为热点，大批学者投入县级融媒体研究。“乡村与基层治理”成为近五年研究主题中频次第二高的热点，总频次为138次。相关研究成果为县级融媒体后续发展提供了参考，媒体的优秀实践经验又为学者提供了研究价值，形成了关于县级融媒体发展与相关研究的良性循环。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2025年立项名单也反映出新闻传播学科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大量选题扎堆“人工智能”“生成式AI”“数字传播”等技术热词，形成同质化现象。研究者虽积极回应技术转向，但多止步于概念与现象的罗列，对于高频使用的“智能传播”“人机交互”缺乏独特理论视角与问题意识。正如宋祖华教授所警示的，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需“具体深入地探索”而非泛泛而谈，舆情研究更需“从不同视角出发”实现突破，而非简单套用技术工具。此现象的根源在于研究者在技术发展的影响下仓促转向，既缺乏必要的技术素养与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还未建立起技术逻辑与人文批判的对话框架，导致研究成为“说明书”式的浅层描述。这种功利性取向不仅削弱了新闻传播学科的主体性与理论深度，更造成学术资源错位，学者们急需回归“问题意识”与“理论创新”的本位，在深耕技术机理的同时坚守人文价值内核，在热点追逐中实现真正的知识增量。

　　在新文科建设推动下，新闻传播学虽积极回应技术变革，但理论创新层面的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意识仍亟待提升。学者詹海宝和王卓指出，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重心偏向应用型研究项目，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5]。具体而言，大量研究仍在做西方经典理论的本土化验证与边际修补，鲜少立足于中国数字传播的丰富实践经验，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原创理论框架。面对虚拟空间、二次元文化等当代文化新阵地，传统社会理论难以作出充分阐释，新的理论体系又尚未建立，导致学科话语体系自主性缺失，难以提升新闻传播研究在国际领域的学术地位。

　　与此同时，部分选题盲目追逐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热点，将研究对象简单等同于研究问题，着重研究现象而未能将其转化为具有学理价值的问题。另一方面，议题设置过于宏大空泛。评审专家指出，许多申请书“选题大而无当”，缺乏凝聚到“点”上的核心问题，未能体现理论前瞻性和现实针对性的平衡。研究内容重在经验总结，缺乏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学科基础问题”之间建立有效关联。新文科背景下技术的飞速变革使得部分研究者急于回应实践，忽视了理论层面的创新与研究，导致新闻传播领域中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失衡。

　　从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名单中可见，新闻传播类选题聚焦国内议题，缺乏全球视野和文明互鉴意识。2025年立项项目中虽有“国际传播”相关选题，但多数仍聚焦“走出去”的策略研究，缺乏对全球传播秩序与跨文化理论的深度反思。学科知识体系仍依赖西方理论框架，本土化理论创新不足，导致国际学术对话能力弱。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知识体系建立任重道远，“万金油”式的研究无法回归到本学科的基本问题或重大问题上，难以获得学界认可。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关于国际新闻的教育在学科整合深度、国际实践平台的拓展以及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完善等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如何弥补当前新闻传播研究在全球视野、创新能力与深度实践上的短板，是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好国家形象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未来，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年度项目将呈现出更强的战略引领性、更鲜明的技术驱动性、更精准的实践针对性，三者有机统一。国家战略作为顶层设计，是新闻传播学者做研究的“指路灯”，决定了学界与业界未来的发展动向。数智技术不仅是新闻研究的工具，更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强劲动力。以新闻行业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实践问题作为核心，是项目研究的价值所在。这种“三维驱动”模式将推动新闻传播学研究实现转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从2013年习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媒体融合”到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国家层面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科建设需求，持续强化对传播体系的顶层设计与路线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线年的“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在国际传播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已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国家社科基金作为文科资助体系的核心，其选题导向必然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中国式现代化传播体系的构建要求学者首先要摆脱对“西方理论+中国案例”的路径依赖，立足本土实践提炼原创概念，为传播体系提供理论根基。其次，要深化技术融合研究，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推荐等新技术，既要探索其在主流舆论阵地中的应用场景，也要构建相应的伦理规范与治理机制，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最后，重构国际传播叙事，突破标准化、模板化的范式，深入研究区域以及国别的差异，开发分层传播策略，助力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智能前沿技术作为新兴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驱动媒体行业实现智能化升级，推动传媒行业从传统的内容生产向智能化、数据化、精准化转型[6]。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算法推荐、元宇宙、Web3.0等技术的革新正在重构传播基础架构，同时技术发展带来的算法偏见、深度伪造、数据隐私等伦理问题催生大量前沿课题，急需从学理层面进行回应。

　　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价值体现出以传播为核心、以技术为驱动、以人文为根基的“超学科”地位。新闻传播学与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社会学、政治学、医学的融合不是简单叠加，而是通过课程革新、平台共建、双学位培养、实验中心升级等路径，培养既懂技术原理又具人文批判力、既能创新内容又能坚守伦理的全媒化复合型人才。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方法已经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新“基础设施”，智能化媒体建设也是各类媒体下一步发展的方向。数字媒介生态下的传播渠道建设、终端体验优化、传播效果提升等方向，都具备重大研究价值。重塑数字媒介生态研究范式的最终目标是提升学科的社会与学术影响力，为党的思想文化宣传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新文科概念出现后，其价值内涵和教育逻辑对我国新文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引发了众多新闻传播领域学者对数字化时代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7]。以业界媒体当下所面临的发展实际问题为抓手，优化应用型学科理论体系是应对数字生态变革、提升学科社会价值的必然路径。

　　首先，实践问题是理论创新的源头与检验标准。新闻传播学是一门贯穿于社会发展进程且融入人类各项活动的实践性学科，其知识生产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移动媒体的发展使新闻生产主体从职业媒体扩展至普通大众，弱边界、高融合的社会化传播模式对传统理论提出挑战。将平台化传播、算法分发、舆情治理等实践问题作为研究起点，才能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困境，实现“实践性与应用性”的学科主体性回归。

　　其次，技术变革催生全媒体时代复合型人才需求。习强调“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正重构新闻生产全流程。高校现有教学课程理论滞后，导致人才培养与行业脱节。学科急需建立“以解决为目标、以转化为方法”的应用导向机制，将智能传播、计算宣传等实践命题提炼为中层理论，形成可指导策划、采访、编辑、发布各环节的可操作性教学模式，培养“懂内容、通技术、善运营、守伦理”的全能复合型人才，破解人才供给与行业需求脱节的困境。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如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核心时代命题，单一学科体系无法回应复杂需求。新闻传播学作为应用型学科，应整合数据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资源，构建“从宏观概念到中层策略再到微观行动”的转化体系，使理论既能解释中国场景，适配时代语境与在地经验，又具有世界普遍意义，最终形成指导实践、服务决策的应用型知识体系。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六一卓越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召开掀起高教质量革命助力打造质量中国[EB/OL].http：//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http：//

　　[5]詹海宝，王卓.第五轮学科评估时域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生产力分布格局检视：基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与代表性期刊的统计分析[J].未来传播，2020，27（2）：87-101+134.

　　[6]王奕涵，黄楚新.数智融合与系统变革：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现状与趋势展望[J].青年记者，2025（10）：55-62.

　　[7]徐博.新文科视域下新闻传播跨学科人才培养研究：基于全球69所院校经管学科融合分析[J].教育科学，2024，40（5）：89-96.

　　作者简介：黄楚新，河北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魏恺，河北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黄楚新 魏 恺.新文科背景下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类选题特点及趋势[J].新闻爱好者，2026（4）：10-13.

　　详见《新闻爱好者》2026年第4期杂志、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